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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從中央到地方對農業重視程度不斷加大，連續四年中央一號文件集中關注農業，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始終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把發展現代農業提到了戰略高度。這讓從事和服務農業的企業、個人以及社會組織看到了希望。那么，解決好三農問題目標何時能成為現實？農業走向現代化究竟能否改變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命運？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日前進行了調查采訪。

    現代農業面臨土地流轉難題

    傳統農業是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以農戶為基本生產單元的一種小生產。在現代農業中，農戶廣泛參與到專業化生產和社會化分工中，加入到各種專業化合作組織中，農業經營活動實行產業化經營。這些合作組織包括專業協會、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公司加農戶等各種形式，它們活動在生產、流通、消費、信貸等各個領域。而農民合作社作為新型農業經營組織之一，在實際運營過程中卻遇到不少難題，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大規模流轉的困難。

    6月29日，忠惠農民合作社理事長李斌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合作社最主要特征就是規模化、集約化經營，而目前土地大規模流轉還有一定難度，特別是股份制初期只能進行小范圍試點，等時機成熟了再逐步擴大。

    據李斌介紹，自2011年成立至今，忠惠農民合作社土地流轉達兩萬多畝，分布在河北徐水、清苑、石家莊等地。合作模式主要是承包與入股兩種形式，目前以承包居多，入股方式在清苑搞試點，有200多畝土地，53戶農戶入股，去年剛開始合作，主要種小麥和玉米，目前還沒有紅利。

    “本來試點規模可以做大一些，達幾千畝，但合作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大多農戶有顧慮，主要擔心自己收益得不到保障，希望一次性能給予補償。”李斌說，有一位王姓農戶，在談合作過程中，我們先后去了她家5次，她對入股不了解，不愿意按股份分紅，希望我們將3畝耕地的收成給予一次性補償。還有一位農戶不愿意把土地包給我們，而他兒子悄悄地跑來跟我們說，他父母年歲大了，不想讓父母去種地，他愿意自己私下墊一些錢在里面，讓他家流轉的土地補償高一些，盡量說服父母把土地流轉出去，而他的父母就是不肯把土地給我們。“僅試點股份合作，我們向農戶做了兩個多月的思想工作。我們還編了‘保底分紅八百發’等順口溜，做了宣傳條幅掛在村里，村里的喇叭也天天在喊加入合作社實現規模化經營的好處，通過前期10多天的宣傳鋪墊，然后我們與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戶去談判。”

    《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從2007年實施至今已有6年時間，而至今一些鄉村干部對農民合作社的相關政策還不甚了解。曾有一位村干部打電話問李斌，“你們合作社是什么邪教組織？”李斌回答說，“我們不是什么邪教組織，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及實施農村土地流轉是國家鼓勵的政策。”

    通過兩年來與農村、農民的深入接觸，李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村民比較現實，見不到利益是不會跟我們合作的，出租的土地比入股的順利，這兩種區別主要在于是否當下拿到現錢。”農民考慮的主要是眼前利益，而合作社考慮更多的是農民長遠的利益，一旦入股就要讓他們利益有保障，如何將農戶的短期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這是合作社需要探索的課題。

    從長遠發展來看，李斌還是希望農戶以土地入股方式參與合作社，一方面可減少前期投入，另一方面也可保障農戶長遠利益，同時還可影響周邊更多的農戶加入規模化經營的模式。這樣農民可以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用于發展第三產業，打工或自己創業，最終達到農民增收，農業增效。

    雖然隨著我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曾視土地為命根子的農民漸漸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對土地的依賴程度逐漸減弱，但是要讓他們真正放手土地卻有一定的難度。6月24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河北清苑縣西石橋村采訪了一些農戶，農戶們告訴記者有幾個擔心：一是擔心土地在流轉過程中使用權有變，生怕國家對土地有所調整，自己會失去土地使用權。二是擔心自己把土地給了合作社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在他們看來，與其入股不如出租，把土地承包給合作社可以拿現錢。

    對于合作社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對于農民的擔心，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作了這樣分析：農民合作社，如果是真的為農民服務，其運營模式還是不錯的，把農民手里的土地租來，農民出工不出力，特別是有些農民年齡大了，到田間勞動怕出問題。通過合作社把農民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經營，產生更大的效益，這是個發展方向。

    但與此同時，李國祥指出，目前大部分合作社是假的，90％左右在搞形式。如果合作社搞圈地運動，搞大棚，然后向國家套補貼資金，要政策，這種做法是與現代農業方向背道而馳的。因此，李國祥建議合作社要做一些示范社，樹立起為三農服務的品牌，讓農民真正放心。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創品牌合作社也是李斌成立忠惠農民合作社的初衷，而實際運營起來并非那么容易。他告訴記者，自經營合作社兩年來全身心投入工作把身體也累壞了，體重直線下降，從原先140多斤瘦到現在120斤。“你看，我手上扎得到處是針孔，經常去打吊針。”他邊說著，邊伸出手給記者看，記者見他手腕與手背上的確都是針孔。

    而湖北省天惠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理事長唐宏泉向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表示，天惠聯社把專業合作社聯合起來，起到為農業發展提供資金、技術、市場的平臺。這好比小企業與阿里巴巴的關系，我們是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之家，通過品牌整合，實現農業產、學、銷一條龍服務。“目前我們已跟武漢農大合作，開天惠班，培養農大學生，將來到合作社工作。現在我們的產品覆蓋湖北、安徽、湖南、河南等地。”唐宏泉說。

    唐宏泉的夢想就是要讓天惠聯社做中國農民合作社的阿里巴巴。天惠聯社去年才成立，至今其旗下擁有25家股東單位、100多家群員、2000多家會員，下面專業合作社各有分工，譬如，土地流轉由當地專業合作社去做。其發展步伐十分迅速。

    勞動生產效率不高是主要制約因素

    國外經驗表明，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農業面臨著容易被忽視或削弱的風險，必須倍加重視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的同步推進和協調發展。當前，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呈現快速發展態勢，但農業現代化明顯滯后，面臨著一系列嚴峻挑戰。

    “發展現代農業理念很好，隨著經濟全球化，我國現行一家一戶的耕種模式已不適應新的生產力要求，按照現代農業發展框架，必須實施規模化、現代化、產業化、專業化，多戶結合，采取托管方式，由大公司或專業合作社集中生產、經營，這是現代農業發展的一個方向。”6月28日，河北省農業產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胡志斌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說。胡志斌如今已是75歲的老人了，生在農家、長在農村，學農、務農一輩子。記者采訪他時，他還在田間摘果子。他曾從亞美尼亞引進了杏子等五大類果樹，種植了35畝示范基地，他搞基地主要目的是供農民學習參觀，作現場指導。

    胡志斌在肯定農業現代化發展方向的同時，也向記者坦陳了目前我國發展現代農業的諸多制約因素：首先最大問題是農民自身素質問題，農民是直接參與者，一些好的技術通過傳授給農民去實施。如果實施者素質不高，即便有再好的技術也無法轉為生產力。只有把生產者武裝起來，讓他們全面掌握現代農業知識和技術，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才能得以提高。

    其次，還有政策層面，惠農政策沒有落到實處，百姓感覺不到真正的實惠，中間環節太多。再有，各級領導對農業重視程度不夠，也不懂農業相關知識，只是夸夸其談。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工作作風，導致農民對官員的不信任。此外，農業本身地位不高、一直受到歧視、民間資本對農業投資興趣不大等等因素都是制約農業發展的瓶頸。

    與胡志斌一樣，李國祥作為農民之子，對農村、農民同樣有著的深厚感情。而在李國祥看來，現在制約農業的最根本問題是勞動生產率不高，規模達不到要求。他說，中國到底是否適合搞規模化經營曾經有過爭論。像歐美，特別是美國一個農民有400多公頃土地，而中國每個家庭平均不超過7－8畝（約0．5公頃）的土地，土地少而散，難以達到規模化生產的要求，這也是生產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湖南省水稻研究所、湖南農豐種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黎彬與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就類似問題進行了探討，“近年農民種糧積極性一直在下降，拋荒雖不如過去嚴重，比例有所下降，但并不等于沒有拋荒，而是被多種形式掩埋了。合作社把土地租了，又轉讓給人家，每年有拋荒，每年想辦法去解決，但不具有可持續性。”

    我國一方面存在耕地資源嚴重不足，人均只有0．5公頃，另一方面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拋荒現象時有發生。黎彬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通過現代農業經營模式，實施專業化、規模化、社會化耕種。同時還要穩定土地的使用權，適當延長家庭農場的承包時間，如家庭農場租用30年，在30年內，租戶會作一些長遠規劃，合理、科學地使用土地，使之更加高效。

    培養職業農民是關鍵

    人是決定生產力的重要因素，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相關人士普遍表示，農業企業人才難招，有些企業想招幾個大學生，一聽說干農業，他們都以為是種田，都不愿意去。再加上農村里的一些能人以及青壯勞動力外流，因而許多農村都成了“空心村”，“空巢老人”的居所。

    湖南隆平種業公司總農藝師劉愛民向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介紹了這種情況。“現在農業勞動力轉移出去打工了，種田的都是老人，老人耕種能力有限，因而農村荒地還是很多。我們南方本來可以種三季，現在大多只種一季了，這是個最大問題。”
    此外，劉愛民還告訴記者，憑他們公司以往招工的經驗，農貿營銷好招一些，生產科研的人才難招，大學生前來報名不多，因為生產科研主要在農村，農村條件較差，年輕大學生不愿意去。

    李斌對此也有同感，清苑忠惠農民合作社想招幾位管理農業方面的高素質人才，也苦于招不到。當地進來人員，只是勞力，無法分擔管理上的困惑。“長此以往，中國農村，農業會出問題。現在拋荒現象比比皆是。本來可以種兩季，現在大多只種一季，土地利用率不高。”李斌說，他呼吁農村外出年輕人積極回家鄉創業。

    從現行農村的實際情況來看，培養新型的農民和新型經營模式極為迫切。通過規模化、組織化、專業化、社會化生產，讓資金、技術、人才向農業轉移。

    在胡志斌看來，解決農村 “空心化”問題，提高農民素質很關鍵。素質包括技術、能力、知識等等。“我曾提出科學扶貧，科學扶貧就是要把治本與治標結合起來，這其中包括提高農民的素質，要按照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系統培養高素質的農民。貧困有兩類：真貧困與假貧困，有人為的與自然的。我與農民、農村打交道了50年，了解農民。沒有高素質的農民，如何推進現代農業，如何推進和諧社會的發展？我建議提高農民素質，要從娃娃抓起。”胡志斌作出這樣的呼吁。

    李國祥向記者表示，農業吸引不了人才，主要受其自身條件限制。培養一個大學生去發展農業，搞規模化經營，他需要土地，但他到哪里弄土地呢？“我認為目前不適合搞大規模經營，需要低水平平衡。同時，將來要著手培養職業農民。現代農業組織化，就是通過合作社或其他形式，如家庭農場等，進行大規模生產，專業化經營。這要求農民主體也是現代化、高素質的職業農民，他們有文化、有技術、會經營、善管理。”

    李國祥認為，加強農業風險管理也極為重要。農民的風險意識和風險管理能力較差，難以把握市場。現在國家在農業技術方面很重視，但對農民的風險管理能力等方面培訓卻很薄弱。他說，“我到山東調研發現，山東一些農民在生豬出欄價每斤達9元錢時不賣，最終掉到每斤5元才出欄。我問一位農民 ‘你為何9元錢不賣呢’？農民回答說：‘俺想再等等，以為價格還會往上漲’。我們常說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而農民卻不懂其中的道理，這也恰恰表明了他們風險意識之差。我建議，將來國家要提高農業風險保障系數，增強風險管理工具，搞一些期貨市場等，農民有了風險意識，才會想辦法轉移風險，才不吃虧，這對國家也有利。”黎彬卻向記者提出了這樣建議：農民手里的田地相當分散，流轉后實施規模化生產，就需要職業農民進行管理。而現在一些農業院校，綜合性較強，專業性卻不太突出，今后農業院校在農學、栽培、園藝等基礎專業方面要加強，還要著眼于培育家庭農場的專業人才，起碼是研究生畢業，為農場專業化生產提供配套服務。“將來職業農民可通過電話咨詢、電子商務等方式解決生產過種中所遇到的問題，但目前遠遠達不到這個水平，這跟現代農業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應盡快將“重中之重”從口號變為現實

    近年我國糧食產量實現“九連增”，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邁上新臺階。農民增收實現“九連快”，農村貧困人口生存和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然而，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深入推進，我國農業農村的新矛盾新問題也不斷凸顯：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劇，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農戶兼業化、村莊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在農民利益訴求多元與農業資源要素流失加快的情況下，建立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機制，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顯得十分迫切。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近年黨與國家把解決三農問題視為重中之重，并出臺了不少政策，對農業農村的重視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何把重中之重的目標變為現實，把各項惠農富農政策落到實處，卻任重而道遠。我認為這其中最根本的是全黨全國人民從觀念到行動都要真正重視農業。民以食為天。”胡志斌說，他還引用了美國基辛格一句名言 “世界上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來論證農業的重要性。

    胡志斌還就此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從口頭重中之重落到行動，關鍵看各級干部是否從理念到行動上真正重視農業，并對相應官員進行業績考核。但是現在政府官員只看GDP，忽視了農業的重要性。第二，要深入農村實際調查，了解現行的生產狀況與現代化需求是否相符合，要找出真正制約三農的瓶頸所在，從而尋求破解瓶頸的良方。第三，要引導社會各行各業真正重視農業，反哺農業，改變傳統歧視農業的觀念。“現代農業需要系統地發展，標本兼治，不能頭痛治頭，腳疼治腳。”胡志斌強調。

    李國祥指出，現在一些政策在實施過程中變了樣，這非常要命。因此他建議，要對農業補貼資金和相關優惠政策加以嚴格監管，盡量減少中間環節，讓農民真正得到實惠。

    黎彬認為，今后農業更注重的是服務，在產品質量相同的情況下，一定要把服務跟上。服務農民必須是實實在在的。譬如，我們農資公司，就是為農民提供的種子、化肥，質量好一些，產量高一些，價格實惠一些。農民很現實，他們最關心的是收入問題。而收入不純粹是產量高低問題，還跟市場流通環節有關。農民種出來的糧食或果子能否賣得出去？賣個什么價錢？最終由市場說了算。如果賣不出去，就會傷農。我們把種子賣給農民不是單純的一種交易，什么好銷，農民就選什么，他們得到了好處就會跟我們走。因而后續的服務包括為農民建立農產品流通渠道非常重要，總不能讓果子爛在田里吧。“這就需要國家從政策層面對農業加以重視與引導，糧食是國家安全的物質基礎，農業是基礎產業，不能忽視。”黎彬說。